李登輝先生紀念座談會

文/郭立昌

經上說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」(羅馬書12:2)

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自11月3日投票至今，仍然擾攘不休，令人不免想起李登輝先生促成的中華民國總統普選。毋怪乎，國際知名的政治學者杭廷頓(Samuel Huntington)會推崇李前總統；也想起新加坡領袖會議時，李光耀先生說：「李登輝是對的，回去後幫我向他say hello！」新冠疫情(COVID-19)大幅地提高台灣的國際能見度，各國友人驚訝台灣有完善的「全民健保」—這也應該歸功李前總統的「愛民如己」，自1988年上任即努力推動至實行。12月10日台灣智庫民調：「68%民眾肯定李登輝施政能力。」《聯合報》報導：「68.1%民眾肯定李登輝的『戒急用忍』政策，認為成功地避免了台灣產業迅速流失。」李登輝的治國能力為民選總統之首。

李前總統登輝先生(1923~2020)於7月30日以九七高齡仙遊之後，12月12日在台北舉行「李登輝學系列座談會」，台綜院創辦人劉泰英先生致詞時表示：「因為有『李前總統點頭』支持，當年的中華開/開發基金才敢投資高風險的『半導體產業』，今年收獲豐碩的台灣半導體業才能有今天，變成台灣的主流的產業，也是世界頂尖的產業。」又說：「李前總統執政時的經濟成長『百分之七左右』---；如今，蔡英文執政，主要還是靠當初的高科技產業，所以如果不繼續重視，未來台灣的經濟很值得擔憂。」

可見李前總統執政下的台灣，政治民主化到「票票等值」，公民可以直選總統，而經濟的表現也相當亮眼，人民的所得都有實質的成長，安居樂業。今天，感到欣慰的是，「李登輝先生紀念座談會」開始啟動。

12月15日在高雄中山大學國際研究中心華立廳，也將舉辦「李登輝先生紀念座談會」，議程如下：

1. 李登輝與台灣民主轉型；

2. 李登輝總統的國家治理；

3. 野百合世代政治從業者眼中的李登輝；

4. 李登輝總統主政時的兩岸關係；

5. 李登輝總統的南向政策。

與談人有老朋友—兒子在政大博士班時的院長薛化元先生、前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先生，還有前立委林濁水、《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》作者鄒景雯、高雄市長陳其邁、桃園市長鄭文燦，以及學者蕭新煌、張榮豐、邱文彬等。主辦單位是中山大學李登輝政府研究中心，我們在2018年就曾經拜訪過該中心主任李予剛教授，談到在高雄舉辦相關的講座，如今欣見落實，真的樂觀其成。

10月12日訪某高教單位，我們談及舉辦「李登輝先生紀念座談會」時，聞者表示：「李登輝有爭議性，還是避免為上策！」所以，以上的座談會難能可貴，可見台灣的民心開始轉變，剛強壯膽至勇於探討台灣為何有個「輝煌的1990年代」—因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是李登輝先生。

猶記2010年2月26日在翠山莊訪談李前總統的場景，立昌列了密密麻麻的問題提問，李前總統皆逐一解釋加說明，從下午兩點談到快六點仍意猶未盡；告辭時，李前總統握著立昌和玲虹的手禱告：「願上帝祝福郭立昌先生和丁玲虹小姐的富裕台灣計畫----」還意猶未盡地邀請玲虹參加4月初開課的「領導人才養成班」，而有一年的時間，能夠繼續向李前總統請益。

蔣經國總統於1989年1月13日在任內猝然辭世，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規定繼續其未完成的任期。李前總統說：「接到總統病危的電話者，竟然沒甲我講；所以我知道趕過去時，經國先生已經走了---」可見當時李登輝的處境之艱困。李登輝總統目睹亂象，陷入天人交戰，原本也有遠離紛爭的念頭，但馬上另外的想法浮現，他說：「當時我若放手不挑起重擔，局面將會更混亂，所以我就跪下來祈禱，祈求上帝賜我智慧----」禱告後，李登輝決定挑起重責大任，迎向驚濤駭浪，如同蔣經國先生所言：「最難的任務，壓抑不了一個有擔當的人。」

不過，1988年1月13日至1990年2月，李登輝總統說他並沒有實權；但是，在內政方面，他仍然推動「全民健保制度」；在外交方面，1989年3月6日，他則應邀出訪新加坡，受到李光耀先生的禮遇，不僅大幅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，也為他真除之路鋪上了柏油。

和梅可望先生談到1990年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，梅校長說：「那場面之混亂真是前所未見！」中華民國第一屆到第七屆總統係在國民黨黨內推舉候選人，在中全會由眾中委一致起立鼓掌，無異議通過，毫無爭議；但到了1990年2月第八屆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，卻發生了很大的變數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先生提名李元簇先生搭檔，競選總統和副總統，黨內某些重量級人士則堅決反對，推舉林洋港和蔣緯國二位先生出來對抗。梅校長說：「臨中全會當天，我到了『陽明山中山樓』的會場，眼見大家分成小團體，竊竊私議，表情緊張。」果然，會議開始之後，就有正反兩面意見，有人提按傳統「起立表決」，有人主張「票選」，爭論不休。到了正午十二時，仍然人聲鼎沸，互相推擠；那時大會的主席是前副總統謝東閔先生，梅校長衝上發言台高聲大叫：「主席，我要發言！」主席請大家安靜，於是梅校長提議「清場」—請「非中央委員」立即離場，現場只留「中央委員」以便表決，結果是：「贊成起立表決以90多人對票選70多人，勝出。」最後，雙李順利被推舉為國民黨第八屆總統、副總統候選人。(梅可望，1998:201-204)

因為當年一黨專政，總統由「國民大會代表」投票，沒有普選；所以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就篤定當選。從梅校長口述中，可以看出李登輝先生在1990年當選第八屆總統之前的處境仍然相當艱困，但他倚靠著堅定的信心，渡過驚濤駭浪，終於能夠帶領台灣人走過充滿希望的1990年代。

李前總統說：「我在1990年當選總統之後，首先要務就是廢除『動員戡亂條例』，中止兩岸敵對關係，啟動兩岸交流機制，我認為這才是人道的作法。我的目標很明確，就是『民主化是台灣的唯一出路』，所以列出政治改革方案，第一項就是『廢除萬年國代』，拜託蘇南成先生幫忙，而達成目的。」聽聞這第一手資料，頓覺與某些人自以為是的觀點出入甚大；因為國家領導人的大權在握，他要民主化就會民主化。

管理大師彼得‧杜拉克(Peter F. Drucker, 1909~2005)說：「一個國家的經濟，若依賴另一個達百分之二十五，就會非常危險。」李前總統說：「我鼓勵一些『勞力密集』的產業到大陸，一方面可以延續這些產業的壽命，也可以幫助大陸的經濟。不過，『高科技產業』和攸關『基礎建設』的產業，就應該留在台灣，保有台灣的競爭優勢。」他看了看我們，又說：「只是，台商一直往大陸跑，經貿的比例越來越集中，所以我在1997年才提出『戒急用忍、行穩致遠』的政策；也提出『南向』政策，希望台商能夠分散投資的所在，眼光放遠一點。」

立昌贈送李前總統《為下一代開出路》(郭立昌，2008)書一本，他馬上翻閱，看到第271頁，高興地對和我們同去的林將財先生說：「令桑，台灣就是需要這個『智慧產業』，具有衍生性價值鏈的產業，全部參與者都能得到益處的產業。」他看見我們去APEC領袖會議的小冊，轉頭過來對內人說：「丁小姐，我看沒呢，你來解釋給我聽好嗎？」玲虹靠近向他解釋不到兩分鐘，李前總統說：「啊，我知道了，這是『金融和商業科技』的大革命，你這個發明對台灣的幫助會很大；我會好好的研究你的發明。」果然，「pico-tech」和「射頻科技」佔高科技產業的比重逐年增加，今年新冠疫情使得玲虹發明的「非現金(Cashless)」交易制度將達到36兆美元(約新台幣壹仟兆元)的交易額。

李前總統聽到玲虹說要寫〈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〉論文，除了口頭上的教導之外，還贈送了二十幾本書；直到2013年，高齡九十的李前總統還寫了《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》，殷殷囑咐我們：「要幫助公部門守住『技術優勢』和『經貿自主』這兩個區塊。」期望民間力量能夠持續提升優質意識，降低劣質意識，則台灣在他身故之後，就沒有「漂流思想」(李登輝，2013)，而能向下深根向上無限發展。

玲虹作的「李登輝研究」有兩個面向：一是「基督教信仰對他的影響」，二是「民主實踐」，二者互為因果，如鷹之兩翼，相互影響；若沒有基督信仰，也許今天台灣的民主層次就不可能是如此進步。所以，欲了解李登輝的思維體系必須先從他的「基督信仰」切入。

█ 李登輝的基督信仰

2009年5月出版《最高領導者的條件》，李登輝很清楚地表示：「回顧一生，不論面對多麼艱難的環境與考驗，『信仰』給他力量與衝破難關的意志，擔任總統期間，『信仰』是我最大的原動力。」本論文第四章也詳述李登輝在「領導人才養成班」親自授課所言：「國家領導人的『素質』與『能力』是影響國家的關鍵，但是『信仰』卻是領導者的第一個條件。因為『素質』的根基在於『信仰』，我信耶穌，所以我的信仰就是『基督信仰』。」

李登輝又說：「從美國讀書回來，發現自己的『生命缺一角』，轉了一大圈，最後信了耶穌。有一天，警總的車來要帶我走，我請他們給我幾分鐘，把寄金簿和一些生活需要的物件交代內人，就跟他們走了；心內雖有些害怕，但卻沒有到膽戰心驚的地步，因為『心內有主』。後來，我也不知為何蔣經國先生一直要給我『牽』(提拔)？從政務委員做到副總統；我更不知道經國先生會在任內去世，那時的情形很複雜，我和內人跪下來祈禱，求主教示，最後的感動是：『這責任既然落在我肩上，我應該扛起來！』因此，才有機會為老百姓做一些事。」(丁玲虹，2012:73)

玲虹特地走訪省政府所在地—南投「中興新村」，問了幾間教會之後，確定李登輝先生在擔任省主席任內(1981~1984)都在草屯鎮的長老教會聚會；輾轉找到了已經退休的張德旗牧師，前往訪談張老牧師，知悉李登輝先生曾經在聚會的教會講道。玲虹將張老牧師提供的錄音帶，謄為文字稿如下：

1984年2月5日(正月初四)，擔任省主席的李登輝，在草屯長老教會「心意更新」的新春證道時，已經講出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」《聖經》保羅加拉太書2章20節的神學異象。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思想體系既深又廣，難以測透，筆者實在無法在現有的文獻收集與閱讀中，以極其有限的論文方式撰寫完全，只能從翠山莊與李前總統訪談的「語言」與囑咐、親簽贈送的三本書、李登輝學校「領導人才養成班」他親自授課的筆記、一年政經「五大領域」研習課程、1984年「心意更新」錄音帶反覆聽講整理記錄，嘗試透過神學思維及淺薄的哲學知識，揣摩李登輝先生的思想，並將它整理記錄成為本研究論文，這是本論文不足與有待強化的地方。----希望日後有機會，能繼續就「我是不是我的我」、「我是基督在內的我」、「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」…等李登輝的思想，保羅加拉太書的神學探討與發展深入研究。(丁玲虹，2012:74)

「心意更新」證道錄音帶聽完後，筆者發現李登輝先生的思想和信仰，從1984年以來是一致的。筆者在整理錄音帶為文稿時，也發現李登輝的證道很有條理，依「壹、前言；貳、證道內容；參、結語。」排序下來，一氣呵成。「前言」提到他是取保羅寫在羅馬書12章2節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」的「心意更新」為題目。在「證道內容」中，則談到六個子題：「一、新約時代與舊約時代之不同；二、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；三、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；四、人生的轉折點；五、愛；六、祈禱。」末了的「結語」，則是他證道完畢的禱告詞。(丁玲虹，2012:75)

談到李前總統經常講的「我是不是我的我」，則是在「三、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」引述加拉太書的經句說的；從1984年甲子年正月初四的錄音檔，我們可以聽見李登輝先生親口講道：

保羅在加拉太書2章20節說：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；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；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」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—李登輝」，而是基督在我裡面，基督經由李登輝這個人講話—很少中國哲學家說這點，就像漢醫的醫術很好卻沒基礎、沒科學的立論；中國人有道德觀、是非觀，卻沒有神。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」--第一點，神就會替我們安排，因為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；第二點，咱的實質改革；我們在基督裡面，舊的都變成新的。這樣講，雖然是很基本的道理，卻不容易做到，所以必須突破。……像我原本只想好好在學校教書，並不想當官，蔣經國先生卻提拔我；我從來沒有煩惱有沒有省主席可當，而是想自己能幫老百姓什麼？像醫療、教育也可以在鄉下辦得好；台北的空氣不是很好，在鄉下就要做好環境保護，維持好空氣。歌林多後書5章17節說：「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」做神的孩子很快樂，變成新造的人；主客若易位，只靠「自我」就完全沒辦法。把一切交給神，不求明後天做大官、賺大錢，而是「自己的靈命要成長」，七、八年、十年沒做成，不要灰心，抱持信心，就會做成。像翡翠水庫、二重疏洪道，都是主的帶領，才突破萬難做成的—這就是從信心來的力量；因有基督的信仰，不用怕，因為「一切的力量」都從這裡出來。新年期間，心意更新而變化，有力量作神的見證；耶穌的路，是快樂的路。放棄自我，以主為中心，心意更新，這樣的生命會直到永遠。(丁玲虹，2012:79)

從以上「證道內容」，可以明白李前總統的「信仰」底蘊深厚—這也是與他提到：「當年對在室女會生子感到疑惑，就和我太太一起把聖經從頭到尾讀過一遍，心中自然融會貫通。」有關。也從「證道內容」聽出來，他擔任的公職都不是去鑽營得來的，而是「蔣經國先生卻提拔我」。至於蔣經國的經歷，他從小就被送去蘇俄，經歷過俄共統治的社會，回到中國後，又遇到抗戰，再轉進來台灣；面對強大的對手，蔣經國總統也期望找到一位有「信仰」的接班人；如今回顧，蔣經國在1984年挑選副手時，一定也是經過深思熟慮，才選擇李登輝。因為李登輝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—具備深厚哲學思想，又留學美國—經過先進國家的洗禮—以《農、工間資本移動問題──台灣個案研究（1895~1960）》作為博士論文，並獲得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，又將T.W. Schultz教授的Two Sector (兩部門)理論，實際應用自己研究出來的「模型」(Pattern)於省市政的經濟改革與工業發展，加上對馬列主義有認識，才會在眾多台青裡雀屏中選。

立昌曾經問李前總統關於「台獨」的問題，他建議去找一本蘇格蘭歷史學家卡萊爾(Thomas Carlyle, 1795-1881)的《衣服哲學》(Sartor Resartus)來讀，說在少年時代讀過這本書，影響了他的一生。李前總統說：「新衫若沒做好，就把舊衫丟掉，不但愚蠢，而且危險！」(卡萊爾，2008) 從這句話中，立昌獲得了答案。至於「民主實踐」，李前總統則說道：「若不是經國先生在之前做的那些工作，我想推動民主化也推動不來，所以我們都應該感謝蔣經國總統任內做的那些工作。」玲虹則將之整理成「憲政改革的推動（1990~2000）」如下：

█ 李登輝的民主實踐

長期挑戰國民黨統治政權的黨外勢力，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，宣布組成在野政黨－「民主進步黨」，突破國民黨長達四十年的「黨禁」。10月7日，蔣經國在接受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與《新聞週刊》專訪時，已經明白宣告「台灣將在近期解嚴」，並揭示新政黨成立時必須遵守的一些條件，默認民主進步黨的存在。1986年3月，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，應蔣經國「以黨務革新帶動政治革新」的指示，國民黨會後推出十二位中常委，分成兩組，組成工作小組，由蔣經國任命嚴家淦擔任總召集人，副總統李登輝為小組副召集人。國民黨中常會在10月15日通過，由十二人工作小組決定的幾項解除戒嚴令方針，其中的兩項革新議題：第一、制頒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令」，作為解除戒嚴的配套；第二、制頒「動員戡亂時期民間社團組織條例」，作為規範解除黨禁以及反對黨與社會團體的運作。……1987年，台灣人民紛紛走上街頭，要求「無條件解除戒嚴」，黨外人士一再突破「戒嚴令」這個「非常體制」的壓制。無奈，國民黨動員立法院在6月23日先強制通過「國安法」，隨後才在7月7日才通過「解嚴案」。緊接著，蔣經國總統宣告從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，結束自1949年5月20日起，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。這是蔣經國臨終前「最重要的政治鬆綁」，也是非常體制棄守的第一道防線。台灣民主轉型的動力，以政治運動為主，社會運動跟進，終於迫使國民黨解除長期的戒嚴令，以及「報禁」與「黨禁」。

國民黨負責黨務與政治革新的「十二人工作小組」，副總統李登輝在嚴家淦中風後，成為總召集人，蔣經國把「憲政改革的初期任務」交給李登輝。雖然，李登輝是蔣經國晚年倚重的副手，但是在強人政治之下，整個改革的走向，變化的幅度，仍然要看蔣經國的態度。1980年代，雖然民間充滿著改革的期待，李登輝也希望能更符合民意來改革，但是在國民黨的體制內處處充滿敵意與危機，保守勢力在國民大會、立法院擁有絕對多數，國民黨更完全掌控軍隊。1988年1月13日，中華民國結束蔣氏政權的強人政治，由台灣土生土長的李登輝繼任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，開啟「中華民國台灣化」的新紀元。……李登輝運用他的政治智慧，一一排除民主化的障礙，使中華民國的憲政制度不再是民主化的象徵，真正發展成為民主社會的基礎。

由於是繼任總統，不方便進行大幅度的改革動作，李登輝執政的最初兩年，謹言慎行，選擇遵行蔣經國的政策，避免引起國民黨內部保守派的激烈反彈。真正憲政改革的推動是在1990~2000年，也就是第八、九任總統，十年任期內完成台灣民主化改革，成就舉世推崇，和平、不流血的「寧靜革命」。李登輝非常清楚，如果能夠「重新制憲」，所有的問題就能解決；但是，代價可能會引起政治的動盪。若採取全部修改憲法，可能會面臨好幾年的爭論，卻沒有結果的下場。因此，李登輝採取一項一項逐步解決的方式，就是走「體制內漸進」的改革路線，又稱為「分期付款式的民主改革」。由於，採取當時多數認為可行性較大的修憲方式，雖然不能完全符合社會上體制外改革的要求；但是，有修改（做）總比沒修改好。李登輝掌握了關鍵而空前的「憲法時刻」，謹慎選擇適當的憲政議題，結合在野與民間的改革支持力量。讓李登輝藉著「民主憲政精神」的力量，壓制國民黨內反改革勢力，淘汰違反民主時代潮流的政治體制，經過六次修憲工程，瓦解了國民黨所領導的威權體制，改變了台灣的政治僵局，民主政治成了對抗威權統治的盾牌。(丁玲虹，2012:54-55)

訪談時，李前總統回憶當年的景況，說：「那段期間，局勢非常複雜；只能靠讀經、祈禱，尋求上帝賜下智慧和力量，推動想做的事工。」難能可貴的是，台灣人民不僅在1990年代能從無到有，白手起家，而且公民在1996年就能夠以「票票等值」的方式投票，選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國家最高領導人，成為許多國際友人羨慕的民主制度。總之，李登輝先生的精神及其思維體系是值得研究的標的，他留下來的哲學思想是寶貴的資產，希望其系列座談會能夠持續進行。

◎作者郭立昌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，國際知名科技專家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，累積龐大的資源進行社會責任投資，被稱為產業傳道人，因亟欲落實「富裕台灣計畫」而遭海島貪腐集團攻擊，惟在APEC領袖會議促成「反貪腐、資通訊科技、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、衛星支援商用…」等法案；著有「為下一代開出路、公義的經濟社會、社會責任、W型社會、為台灣開出路…」等書。

參考文獻：

丁玲虹(2012)。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。桃園：中原大學。

李登輝(2013)。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。台北：遠流。

梅可望(1998)。從憂患中走來—梅可望回憶錄。台北：天下遠見。

Carlyle, Thomas(2008). Sartor Resartus. NY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